赵能智：是从1998年开始我的这个“表情”系列作品的。刚开始的时候，画了一些粉红色的，尺寸较小，99年开始画现在你看到的这种冷灰色调，画幅都比较大。

赵能智：自己的形象可能是最方便的资料吧。我总是以一些原始的图片资料做参考，通过我个人的视觉语言的叙述，最后得到一个很意外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和开始的形象差别很大，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点朦胧的意象，画面上的所有的效果都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的，在这过程中去表达我的感觉，最终得到一个被视觉语言妖魔化的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是不是我自己已经不重要了。每一次的工作都象一次冒险的经历，因为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我最关心的就是用一种语言方式去处理图象。

赵能智：这是我们最后看到作品的一个结果，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不想刻意地去表达一种比较文学化的情绪。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给观看它的人带来内心的震动，和心理上的不适，但这种感觉的传达是从视觉到达人的内心的。

赵能智：我无法用一个单词去准确描述这种视觉经验。我希望通过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画面上的视觉的符号，像色彩，形象等等纯粹视觉化的语言方式去表达我的感觉。象你说的，有一种“视觉心理分析的特质”。

赵能智：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我观注的不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现实，而是一种心理的现实。在这里没有一种对象化的表达，而是一种从自我内心化的经验的出发。以前的写实绘画是有终点的，是有一个“实”在那里被“写”的，它试图通过这种对象化的描述去表达作品以外的思想，常借助一些情节化的叙事的内容。而我的作品只是想通过选择一种图象的视觉经验去传达一种内心化的感受。我和现实始终有很大的距离，在现实中我找不到存在的自信。

赵能智：我只能从我的个人的经验出发去寻找进入艺术的方式。我们没有八十年代艺术家的那种精英意识，他们有站在很高的角度进行人文关怀的能力，而新的一代人的人文关怀是从关心个体开始的。对我来说，内心化的日常的个人的生存经验是很重要。

赵能智：世界太大，个人太小。我唯一能把握的只有个人的生存经验，回到内心，是让我找到自信的唯一的方式。

赵能智：绘画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媒体，他的深厚的历史造成了他的难度，但仍然是不能被其他媒体替代的，在今天，艺术可以用很多媒体方式去工作，有更加宽泛的自由，但没有什么是“新”的。艺术家选择什么媒介工作本身已经不能成其为问题，重要的是你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需要在一种规定性中去开始我的工作，对我来说，重新强调一种绘画性非常重要。

赵能智：首先，我工作的起点不是站在传统意义的绘画的角度，架上绘画对我只是一个媒介的概念。我认为绘画在传达艺术家的个人感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通过这种媒介来工作我能找到信心。

赵能智：绘画是也是制造图象的方式之一。对我自己，绘画的材料工具相对简单一些。所有工作可以由我一个人去完成，我更能控制和把握我想达到的结果。

赵能智：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妖魔化是一种现实。我们都是通过影像，图片，语言描述这些第二甚至第三自然的方式去认识和了解世界。我们认识和了解世界的过程就是对被妖魔化的世界的再妖魔化过程，甚至我们吃的食物都是转基因的。在克隆婴儿就快降世的今天，“自然”，“真实”只能是人们的一个永远的梦想。每个人在妖魔化他者的同时，自己也被妖魔化，人只能这样妖魔化生存。这是一个现实，我们深陷其中。

朱其：很多人说，四川的青年画家受李希特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判断的？比如心理现实的概念、画面的迷朦视觉。

赵能智：现在人都很忙，很少愿意去独立思考的，道听途说成为一种生存的方式。有些人喜欢用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去作一种简单的判断，这样比较省事，可以显得比较有主见又能省去很多麻烦，其他的人又跟着起哄，反正又没什么责可负，结果事情就成了。

艺术有很长的历史，在今天谈纯粹的原创毫无意义，并且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去作一种判断是可笑的。

赵能智：我关心的是结果，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去制造一种什么样的图像。最终的结果比什么都重要。

朱其：你的图像实际上带有一种精神症状，好像这一代的一些绘画都有这个趋向，即回到内心，好像不太关心外部的现实，你意识到这一点吗？

赵能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们是同一代人，我们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快的这三十年，从有记忆开始，社会生活就不断地变化着，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85新思潮，89学运理想主义的挫败，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到今天的WTO，全球化浪潮，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不断地被修正和被迫重新确立，这对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使他们既无所适从又言不由衷，对外部世界从无法信任到不能信任，稍不留神，又被沦为社会的边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怎么办？只有回到个体的人的内心才能找到一点点生活的信心。这应该是中国60年代末期出生的一代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无论我们做什么，这种内心的烙印都是无法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