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近几年来，你的作品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已经露出了头角，我想通过我们的谈话来了解你的人生经历、成长过程和你的绘画艺术所走过的道路。

赵能智：我上学比一般的孩子都早，比如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只有14岁，那时想着要考一所中专学校，但我的年龄不够，所以就把户口本和身份证的年龄给改大了。我现在的年龄比我实际年龄要大一岁。我的家庭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最普通的家庭，父亲在一家工厂工作，母亲早年由于家庭的政治原因，失去工作，一直在家当家庭妇女，抚养我和弟弟两个孩子。

赵能智：82年我考上我们地区的师范学校，那个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什么都学。我想的是在那样一所学校学几年之后就可以分配到一个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这样，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单靠父亲的工资维持一家的生活太难了。

赵能智：慢慢就喜欢上了，我非常感谢我们中专时的美术老师，他给予我的帮助太大了。其实他并没有教我怎么去画画，而是经常在一起谈人生，理想，给我树立了一个很大的目标，记得当时一有灰心丧气的时候，就去他家里，坐上两小时，出来就精神百倍。我印象中，他很少教我怎样画画，比如一个杯子应该怎么画什么的，他是在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观察方法，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他带过很多的学生，大家都非常尊重他，什么都给他讲，包括追女孩子。

赵能智：当时国家有规定，中专毕业的学生必须是两年之后才可以考大学，所以我就等着到两年以后再考四川美术学院。那两年中一直在南充郊区的一所中学教美术课，其实还是在为考美院做应付考试的准备。87年由于当时所在学校的校长不给考试的证明而和校长打了一架，后来也顺利地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范系，也就是后来的美术教育系。

赵能智：我庆幸赶上这样的好时期上大学。当时四川美院还比较开放，国内外的许多艺术家都来办讲座，市面上各种书籍都能买到，上课时老师也介绍一些西方当代艺术，所以在不同程度上大家都受到影响。当时对很多的东西都搞不懂，但总想去了解，包括看许多译介的书籍，也不懂,但当时读书是一种时髦，是一种时尚。现在想来，当时象一愤青[愤怒青年]

赵能智：一种青春病吧，就是说对现实非常不满，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悲剧的角色在生活。其实青春期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充满着反叛，故意要与现实保持一种距离。

赵能智：我在四川美院上了三年学，升本科的时候各门考试由于准备不充分，所以没考好，就这样算是拿了个大专文凭离开了学校，被分配到老家南充纺织职业中学当美术老师。在那里呆了两年后就把工作辞掉了。

赵能智：具体要干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要搞艺术，也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必须离开南充。刘淳：现在是一个职业艺术家了，那你的经济靠什么来支撑呢？

赵能智：其实也就一自由人而已。当年毕业的时候也不是很想找工作的，只是自己那时还很嫩，什么都不懂，需要生活上有个保障。然后各方面都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包括读书、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所以就找到了那个学校，去的时候我就想到两年后一定要离开这里。因为在南充那个地方非常孤独，也没有什么在事业上的朋友，每天看到我的邻居，学校一50多岁的老教师被生活折磨的哪个样子，就睡不着觉，我就想，如果我继续在这里工作30年我也是这个样子，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太可怕了，我必须要离开。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是能看到自己明天是什么样子，明天是什么样未来是什么样我不知道，这样最好，这样最有诱惑力。所以两年后我辞职就到了重庆，辞职以后经济上肯定是个大问题，但当时也没想的太多。幸好没想的太多，不然可能现在还呆在那个地方，也不会有今天我们这样的面对面的谈话。

赵能智：画广告，或者代课什么的。辞职的时候父母特别反对，因为我工作的那个学校在南充也是一所很不错的单位，收入等各方面的待遇都很不错。后来父母也不管我了，就由着我去了。

赵能智：去重庆之前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儿童美术班，教孩子们画画，记得那是一个暑假，整整辛苦了一个月，每人挣了一千块钱。然后我就带了几件衣服和几幅油画作品坐长途公共汽车离开南充了，我刚去重庆就是靠这笔钱维持的。后来有向朋友借了一些钱，就是用这些钱在重庆生活了整整一年。

赵能智：是啊，92年底的时候有个“广州艺术双年展”，好象报名费是300块钱，我非常想参加，但就是没有钱去交报名费。你想我当时已经困难到什么程度了。

赵能智；就是在画画，画的东西是从学校毕业后的某种延续。画了{徘徊街头的人}组画，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东西，那些东西和我当时的遭遇有关，应该说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反映。当时感觉自己在重庆是一个局外人，整个城市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在重庆有一种飘着的感觉。

刘淳：在一个非常窘迫的生活中一直坚持艺术创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时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在寻找自己应该怎么画和画什么这些东西了？

赵能智：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中直觉和本能的支配下工作，后来看了一些展览和了解一些国外的一些当代艺术的信息之后就觉得应该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可能性。

赵能智：画本身没有多少变化，如果有点变化的话就是跟现实有些关系了。因为在此之前我的作品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东西。92年之后开始关注现实和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了。

赵能智：或许是一种不自觉的吧，并不是去简单地模仿他们。93年张晓凌在北京做了一个“中国油画双年展”，这个展览我参加了，送去了《看电视的人》这样一幅油画作品。画的是表现主义那种语言样式的东西，后来竟然还获了“学院奖”，给了我一万块钱，等于是救了我一命。

赵能智：是啊，当时觉得这笔钱简直太大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借的钱全部还掉。然后把剩下的钱全部存到银行里一点一点地用，感觉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不去画广告而专心去画画，挺幸福的。

赵能智：大的倒是没有什么，有一年夏天在外面画广告，重庆非常热，我的身上长了很多疱疹，特别疼，就是没有钱去看病，到医院后大夫给开了药方，出门就把它撕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然后就那么硬挺着。当时真是很惨的，但不知为什么，就从来没有绝望过，反而很充实。也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信心，或许艺术就是一剂最好的安慰药吧。我很怀恋当时的那一帮朋友，大家一起熬，度过那段艰难的时期。

赵能智：没有，93年的时候可能我的心境也发生变化了，觉得这些东西和自己没有多少关系，和自己的感觉还有不少的距离，只是在勉强的画，挺没劲的。后来就把这些作品全部烧掉了，因为看了之后觉得非常不舒服，更不可能给别人看。

赵能智：94年开始画另外一种东西了，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飘浮在空中，背景也是比较平的，只是在人的身上有一些笔触。以前画的东西是非常情绪化的，现在有点语言上的思考，我觉得艺术还是应该有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其中。这样的东西我一直延续到96年。

赵能智：完全是这样的，以前我的画塞得是满满的，看上去也很累。这一次我把没用的东西全部删掉，说话的语言简练一些，把一些东西集中起来。这样做也是基于对以前作品的思考的结果，以前是你说了很多话但别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现在我是要让观众知道我在说什么。

赵能智：在语言上应该是某种延续，但我是在强调一种语言，而不是在模仿某种风格或样式。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也没有得到社会上的承认，也曾经与朋友们一起做过一个展览，因为没有钱，所以做的也很勉强。记得当时评论家吕澎提过非常残酷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艺术？

赵能智：对啊，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很勉强？这个问题其实是回到最开始的动机上去了。比如我们在画画，在做着一件自己认为非常理想的事情，但在做的过程中是不是感觉到特别勉强？你可以去上班，也可以去打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机会让你能够生存，为什么偏要搞艺术呢？！，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挺蒙的，后来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当然也挺残酷的。

赵能智：后来画了一些东西，但感觉还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东西。然后就继续做减法，减掉画面上多余的东西，就是说我以前保留下来的一点东西，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点东西后来发现还是多余的。

赵能智：其实不管怎么变，还是从语言上考虑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始终离不开对人的关心和思考。我打个比方，同样一个笑话，有些人讲了可能就没有一点儿感染力，让人听了枯燥并乏味。而有些人讲了就非常生动，让你觉得听了好多次但还想听。我觉得这是个语言的方式问题，所以我必须在语言方式上做重新的思考。但光有语言不行，你还得有你关注的问题。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赵能智：开始的时候我也在分析一些我了解的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一些艺术家我发现有些艺术家的作品内容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纯粹语言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两种东西都有一个陷阱， 97年以来我的工作一方面在追求语言本身的单纯化、个人化和独特性，另一方面我开始把所有的关注集中在人的脸部，开始关于人的表情的叙述，让整个脸部甚至放大的局部充满画面，我是在有意识地去选择单纯、漂亮、充满病态感的极度人工化的色彩去完成我的画面。

赵能智：我崇拜那些对视觉语言本体有创造的艺术家，一种纯粹语言的表达。但语言问题又是一个现代主义的问题，这种纯粹语言的表达如果继续往下走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最后可能完全变成一种装饰，如果真的变成一种装饰之后还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艺术作品打动人还不光是语言的问题，因此我必须建立自己的语言方式，而且这种东西完全是我个人的，然后再考虑表达什么样的内容。艺术最后必须回到一种个人的感觉上来。

赵能智：就是要把一种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比如人的脸，我们每天都能看见的，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人的脸，这时候如果我们观察态度和方法就发生了变化，会是什么样？。如果把局部的东西再放大到超常尺寸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关键。我试图通过这种陌生化去关注人的内心。你说的那种病态感或者是疙瘩状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读他，这是一种语言方式，也就是说我在建立一种我的方法。

赵能智：这种差异就是我个人的艺术感觉。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平时说话或做事情都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我要强调的就是这种东西。

赵能智：直接的影响就是照片，当时有点画不下去了，就出去拍照片，想的是换一种方式来工作可能会好一些，或者从中能受到什么启发。我不能从绘画内部去寻找发展的可能性或寻找营养，我需要的是从绘画以外来感受和寻找一些东西，象图片，影象，通过嫁接来产生新的感觉。当时就是不想从油画内部来寻找某种支撑。所以我的作品和油画的关系仅仅是使用了油画这种材料而已。作品从开始的时候走到今天是一点一点变化过来的，这中间没有跳跃式的变化。就是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语言方式。

赵能智：可能是一种习惯吧，，开始的时候用彩色画，后来发现这些颜色没什么道理可讲，份量和意义都不大，。所以就干脆用黑白灰去画，回到色彩最本质上来。

赵能智：在我看来，意识形态只能是艺术存在的背景而不能成为艺术的理由，我认为艺术应该是极度个人化的语言对话语的观注。语言的个人性、独特性才能使艺术具有意义，而话语则使艺术和公众的沟通成为可能，我们关于艺术的所有思考－－精神、意义、观念等等都必须演化成非常具体的可感的语言方式，只有语言方式的独特性和话语的具体性才使艺术成为可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关于艺术的谈论都是无效的。

赵能智：没什么大的好转，画画的同时我一直在带课，就是那种考美术学院的补习班，带课费还可以，还能维持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赵能智：没有，我从没考虑要把我的画符号化，我始终认为符号化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也没有在创作中去强掉身份的问题。什么中国符号、中国身份，这两样东西可以说我都没有。我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建立自己的艺术，我的作品是利用某种形式来传达我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赵能智：正是这样，所以说我要表达的东西已经在画面上，没有隐藏着什么社会啊、或者暗示什么意识形态啊等等，我关心的是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和人的内心。

赵能智：也参加过一些展览包括国内和国外的，2000年上海香格纳画廊给我做了第一个个展，今年在英国的伦敦做过一个个展。大型的重要国际艺术展我目前还没有参加过，以后有机会吧。

刘淳：你是什么时候从重庆来到成都的？赵能智：99年，以前非常喜欢重庆，但在重庆呆了几年之后就觉得有些尴尬。这种尴尬来自我在重庆没有自己明确的身份，我到底是一个艺术家、还是找不到工作的流浪汉？特别是住在四川美术学院，对于我们这些被学校踢出校门的学生，别人老以为你在这里噌什么东西，这种感觉非常让我非常不舒服，所以99年我和我的一些艺术家朋友象陈文波，何森都相继离开了，我到了成都。

赵能智：我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工作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早已经不重要了。也经常去北京玩，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做艺术的好地方，也有很多机会。成都也不错，比较安静。也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大家都是好朋友。相互都是独立的，又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吃饭、喝茶、喝酒，谈天说地，讲荤故事等等，挺好的。

赵能智：好的艺术家都应该与优秀的画廊合作的。首先你要选择一个你认为好的画廊，这很重要。这样的话有很多工作都是由画廊来做，艺术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作品做好。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样非常好。靠投机取巧的办法是不行的。

赵能智：我觉得艺术是一生的事情。我觉得人在不同的阶段对时间的理解不一样。比如我现在对时间的理解和十年二十年前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现在认为时间是一个阶段，以前理解时间是一根线，现在有一个横向的东西。我想用一段时间来把一种感觉做的很完整，在这段时间内是要相对固定下来的。当然我还要发展，要变，怎么变、变成什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重复自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做艺术，总是要不断往前走，我现在已经在面对这个问题了。

赵能智：当时风里来、雨里去的也没觉得怎么样，等回过头来看的时候确实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世界很大，个人很小，去过很多地方以后，你会发现你永远不能拥有世界。你总得选择一个地方，但你选择的任何地方都只是世界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局部。关键的是在内心你不要把自己禁锢在任何一个地方，要尽量去开放自己。

赵能智：还不知道，但有一种感觉，就象又回到刚起步的时候那样。今年春节从伦敦回来之后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还要面临新的选择。做艺术之所以有意思，就是他永远让你觉得人在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