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东访谈录
采访人:陈晓云
陈:据我所知,你以前是一个优秀的架上绘画艺术家,你受过良好的、完整的学院式训练,在大学期间就显示出在绘画艺术方面的天赋,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品,并且得到圈子里一些朋友的认可,但后来你暂时放弃了绘画,投入到新媒体的制作当中,你是怎么会有这种方向性的改变?是你觉得绘画不足,还是觉得这些新的形势会给你带来新的可能?
杨:因为浙美那个学校不错,它有很多好的感觉,它的许多习气跟其他院校并不一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放的,除了学校里教授的那些东西外,还把国外的一些新信息介绍给大家,让你自己去感觉,这种东西不是你在课堂上有板有眼地学就能得到的。这个学校的学风还有氛围是不错的。
陈:这些学校的信息的来源构成了你的氛围?
杨:差不多吧,因为那时候接受的许多东西跟你以前学的,包括国外的和所谓当时高年级的、已经走出校门成为艺术家的这一批,他们在国内可能也是比较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感觉有一种无形的潜意识的熏陶,你的感觉就会渐渐地产生变化,那种变化也使得你除了架上的感觉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蛮吸引你。它有一种无形的诱惑,这种诱惑使你觉得你可能更适合做那些东西,你可能也画的不错,但这种感觉正是你最喜欢的或是最有感觉的一种东西。差不多到了大三,快毕业时就觉得架上这种东西不见得是好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对影像的这种感觉,就慢慢地关注,自己也开始瞎折腾了。
陈:我感觉现在国内行为艺术有很多问题,这些行为偏离了行为艺术它应该具有的直接性和一些带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性,你认为是不是存在着问题?又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杨:因为我当时也曾经做过一个行为概念的作品,没想那么多,也没赋予它更多的表达上的一种东西,就有点像身体经验,想去尝试一下。就在学校做了一个差不多类似的作品,在日常生活中我三个月不说话,但是这种东西我关注的不是它只是行为艺术的一个作品,而是在我生活当中通过作品实施的时候带来许多不同的身体经验,包括各种不同的感受。这三个月当中,周围的人和事情在发生在变化,而因为你相对处于一种很安静的状态,你可能有一种很奇怪的反思。
陈:我觉得那件作品特别吸引我的就在于它是一种似乎带有某种互动式的方式,它改变了人们和你的交往模式和行为方式,而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和一个承受者,也是这种交往行为的控制者。这里面还牵扯到一种具体的人和人之间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对吗?
杨:首先在这三个月中有一种宽容的感觉,就是你和其他人之间互相的一种感觉,这种宽容带给你的冲击力还是蛮大的,尤其在你反思的这段时间,它会给你产生许多不同的看法,你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以前认可的或者极其赞赏的一种感觉。
陈:看来行为艺术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肯定有问题,而且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行为艺术在中国现今的状况下似乎也有一定的问题,行为艺术往往是这些行为艺术家本身的一些实施行为,艺术的方式似乎在走样,我觉得他只是停留在记录个人行为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体会个人行为在周围环境中如何产生效果以及产生效果的过程,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杨:其实对行为艺术的好与坏和许多是是非非的感觉,我觉得圈内包括圈外都有一个自我衡量的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我尊重它是用一种内心很自我的方式去体会,而不是很外露,这种方式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它讲究的就是一种悟性、一种自我,自我去达到一种表现欲,可能跟名利有关系,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录像艺术包括图片和摄影的?
杨:在学校也玩照片这种概念,毕业之后一直很想去尝试拍电影。当然拍电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它类似一个工程,在制作产品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能达到的。但它一旦成为你的梦想,就有很大的诱惑力,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至高无上的,会促使你努力把它够下来。这种感觉是一个无形的推动力,你要去付出许多劳动许多经历,我争取去达到这种状态吧。97年的时候决定自己应该去拍部电影,虽然中间也有很多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总之那年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97年3月我自己终于拍了自己的头一部电影,当时拍的是35毫米,黑白胶片,大概片长一个小时十分钟吧。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等于还没有做出来,因为声音还需要一部分剪辑,当然它给自己的触动力是蛮大的,经历做这么一件事后,你发现许多东西并不如你想像的那么困难,在我看来它还是一个蛮容易的事情,只要你想去做,然后你去坚持,这件事总之还是能够做成功。
陈:你是98年到上海的吗?
杨:对。
陈:现在你属于这个圈子里比较活跃的优秀的年轻艺术家,看你的一些录像作品,我觉得你特别注重影像本身的一些叙述语言和关于意向的比较深刻的描述,而且你的作品里面始终贯穿着一种人文夙求,一种精致的、甚至带有一些靡烂的文化的反省,一些让人感觉模糊的很暧昧的东西在里面,你自己是怎么看这点的?
杨:中国人的许多方式是讲究意念的,这也是我自己比较迷恋的。换句话说,我觉得意念应该是心有灵犀的一种东西,可以说你很难碰到它,但它可能在你身边,无处不在。你把这种东西尽自己的心去拍,你可能会发现它有许多心有灵犀的味道,就是所谓的闪光点,这种闪光点也许你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带出来的,但是它会体现在其中。我对现在自己做影像的感觉比较提倡,那一种小文人电影,它不是一种大制作或者大手笔,它是你发自内心的,你想去诉说的。可能这种东西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
陈: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当代艺术比较关心,国内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家虽然良莠不齐有好有坏,但是整个形成了一种比较乐观的氛围,进入到这个圈子、进入到这个创作中来的艺术家越多就越可能产生一些新的机会,同时境外也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直接的机会,这种交流本身可能会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一些新的活力,一些从未有过的机遇。你经常出国参加展览,你是怎么看待当代艺术的国际化以及当代艺术潮流的本土化这个问题?
杨:前两年感觉比较烦的一句话就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拿来标榜一下,我觉得这就有问题。另外,从实际上看我觉得有许多境外的策划人关注中国的艺术总之不是坏事,但最致命的一点,如果中国人本身要是把这种情况太当回事、太在意了,我觉得也有问题,这种东西很容易就变成看人家的眼色行事。而且,我认为艺术家本身应该坚持自己的感觉去做,假如他真要把艺术当作他的生活方式,融入到自己生活当中,那么外在带来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机遇也不用拒绝,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觉得挺好。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谈不上乐观不乐观,因为乐观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是分了一个前提,这种前提也没必要担心,应该是艺术家本人很尊重自己地做一些事情,这种事情可能就变得可爱了。因为当你尊重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艺术表演形式,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如果许多人都去做自己很认真的事情,可能会出现一个璀灿的局面。
陈:这两年斗狠玩凶很流行,特别在国内,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一切有关暴力或色情的比较感官的直接呈现,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随便做一些评价,我感觉它有很积极的一面,有好的一面,至少在对禁忌的一些道德方面的挑战它是有勇气的,甚至在艺术的形式上也总是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的。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杨:前一段谈到这些比较激进的作品,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们所谓的暴力到极点或是像你说的要打破一些禁忌,恰恰是另外一种味道:他们在禁忌面前无能为力,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做,他们选择的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是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最不刺激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也许就是隔靴挠痒的状态,它往往没有真正面对禁忌,这也许有点像渗了水的二锅头,能喝,它也是烈酒,但它总是差了一种味道。这可能不是我特别赞赏的,就像看革命电影,闹革命出拳的那种方式,是拳头缩回来打出去还是直接就打出去,直接去碰那种禁忌。这种感觉看起来是一时之乐,可能更多程度上个人方面会有些新闻性效果,从表面来看,有点作秀的味道。我觉得可以存在这种状态,有些朋友去尝试类似的作品时,我希望能怎么做的更有意思一点会更好。
陈:你现在从事艺术,可能也会把艺术作为你长期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你把你的艺术实践是当作一种职业,一种理想还是一种娱乐方式?你感觉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你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关系你又是怎么理解的?
杨:它肯定不是我的职业,但它肯定会融化在我的生活当中。它可能就会像你每天晚上要睡觉,每天晚上要做梦,这种状态始终围绕在你周围,周而复始。它不会波动的很大,但它每天会有一种期待值,这种感觉是比较可爱的,它让我有所期待,这种期待是我心里比较想往的一种味道。
陈:你在创作自己作品的时候,最初的想法你是怎么形成的?是灵机一动还是本身有一个一贯的基本看法,是在不断地完善或是更深上步地在各种各样的渠道上来进行不同角度的尝试?
杨:我觉得有些想法不是你既定出来的,或是规定自己怎么样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出来,有时候的想法是莫名其妙的,许多偶然性占了很大成分。比如说在某一种场合下你的这种感觉突然间来的很强烈,会莫名其妙地给你一种兴奋感,这种兴奋感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有意思的东西你要把它做出来,而且这种偶然性的想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让你耿耿于怀,我觉得这种东西可以做出来,可以尽量做的更贴切或找更好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陈:这几年你做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比如像《今晚的月亮》,《都市之光》和最近完成的一个胶片短片《噢,天亮了》,我个人都比较喜欢,你能不能谈谈这些片子,你自己的一
些想法,你是怎么想要拍这些片子的?
杨:我感觉这些作品里有自己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城市之光》就像做了一个人可能像两个人的感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白天像是做梦,一种梦境的味道,它很慢悠悠的,有些休闲的感觉,或它很奇怪,他在城市里边不太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别人的那一种状态。我想把这种状态做出来,就像这个片子的简介似的,它好像就是在你黑夜里,当建筑工人、电焊工的电火花一冒出来的时候,是一种夜晚航标灯的感觉。你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躲在城市的角落里面,不见得许多人知道你,但你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是你和许多个其他的你组成了这么一个城市。这种城市的感觉就是靠着这种生活在梦里的这帮人支持着的感觉。《今晚的月亮》也是一样,可能用梦这个词解释起来方便些,它是属于你早上起来知道你晚上做梦了,可是你想不起来做了什么梦,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或很可怕的一个梦,但是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没有感觉,只能是你内心里知道《今晚的月亮》我希望能把向别人讲述梦境这种场景呈现出来,我选择中国园林这种感觉去向别人讲述这种梦境的味道。今年一月份拍的这个黑白胶片的片子,和其他作品看起来可能还有触类旁通的内容,但我个人认为好像有很大不一样。同样是在关注一些东西但做法可能不太一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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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我看过你的片子,我觉得抽象影像这个词汇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误解。因为大家对抽象绘画或其他的抽象艺术有一个固定认识,然而你说的抽象影像跟这种关系不是很大,你的抽象影像相对于现在流行的这种硬派观念影像,就是一些很概念的、讲究直接的、直观的冲突,或是直观的记录和表达,你的这种抽象影像是非直观呈现的,非直接观念表达的东西?
杨:可能有一部分,因为做作品采用这种媒介方式来表现,或多或少都会延用或者借鉴别人的一些表达方式,但是它应该有另外一种感觉存在,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抽象绘画,在影像方面可能是艺术家本身做作品,对以前的作品想去突破的一种概念。转换一种方式解释,抽象可能是针对你个人的、想去表现那种临界点的变化,这种临界点的变化可能是你想做一些抽象影像的一种解释,这种临界点就是说你怎么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感觉,让它更具放射性,更具那种宽容的状态。它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恰恰使你能够迈过这个临界点,再往下谈讨的时候,可能抽象影像会引起他奇怪的感觉出来。
陈:你始终对影像本身的叙述性非常感兴趣,除了它是一种观念表达的工具之外,它最主要的实验性在于影像的叙述性的可能性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讲究趣味的艺术家,你是怎么理解这种影像的叙述性的?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影像的叙述性方面的突破,尽量把自己的影像叙述做的非常有意思、有味道的?
杨:你的作品呈现给观众的时候,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你怎么去呈现,呈现什么给观众,你想去表达什么,而且让人看了以后还要有感觉,你可能就会有许多选择。
陈:你是如何理解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的?
杨:我个人感觉,周围艺术家的状态,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六十年代的艺术家,他们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关注的东西可能也不太一样,他们是很讲究精神化的,就是绝对理想的一种东西。他们在日常生活的表现方式就是尽量克制欲望,他们的欲望要比我们强很多,他们渴望去冲击他们身处的那个社会,去寻找他们的真理,而且最可爱的一点是他们肯付出。哪怕是69年和70年出生的两拔人隐隐约约地确实有一种像是隔着代的感觉,60年代的人肯付出,是很努力的一代人,70年代的人是一种中兴力量。70年代的艺术家开始崭露头角,甚至于渐渐地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有点遍地开花的味道,70年代的人同样也具备绝对理想,他们有他们的乌托邦。这个群体应该是有理想但不太付出劳动,但他们也不会轻易认可其他人的东西。
陈:同样的当代性,你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生活在这个世界,和周围的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你从周围世界中选取你感兴趣的素材,甚至是利用这个世界一些贯常的思维进行你个人的艺术化创作,你觉得你和周围的世界是一种互相被榨取的关系,互相依附的关系,一种交易方式的关系,具有某种血缘性的关系,还是具有一种责任性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也可以体现在你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是社会演化的一个小产物,那么这种社会天生地就对你具有一种责任,同时你做的任何作品不管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实际上也是对这个社会的一种义务,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杨:如果自己跟社会非要套点什么关系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新陈代谢的一种关系,他需要一个不停变化的关系,恰恰是现在这种状态,我在这个变化当中,我无法选择这个时代,但我要学会适应这个时代。
陈:你也参加了去年上海双年展的外围展,“不合作态度”展和“有效期”,我们不论双年展作品的优劣,也不管展览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不良成份混杂其间,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信息,中国当代艺术似乎正在走向某种官方化的途径,就是这种现象对你而言是不是具有某种比较实际的意义,或是这些会给我们艺术圈带来一种新拿婷玻闶窃趺纯创庵窒窒蟮模?
杨:这种体制造成的一些区分或许会影响大家,但可能人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面镜子,有自己衡量的一种标准。我个人觉得像一些正式的展览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但反应给观众的还是你这个人,因为作品要是有意思的话,是不必太在意这种区分,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感觉。同样外围展确实存在更大的活力,因为它不会有太多的约束,艺术家可能会更加从容更加自由地发挥,他喜欢做的一种感觉可能更容易呈现出来。它们都有同样的副作用,在外围展中有许多作品不见得也是好作品,但大家给更多的关注,也许是起了鼓励作用,也可能起到了不良作用,作品也会有所影响。
陈:你对你下步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安排?对你作品未来的期望是什么,对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设想,?
杨:从眼下来说,今年会参加一些国外的展览,自己手上也有一些作品的想法,希望把它做出来,同时也有机会展示。从我内心来说艺术活动这种感觉用影像也好,用摄影也好,都挺好的。我自己希望以后有机会还是继续拍电影。这一直在吸引着我,我觉得它的诱惑力很大,可能会一直这么诱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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